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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禁令不合理地限制了未成年人数字权利。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明确儿童享有发展权、受保护权与参与权，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构建提供重要框架。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涵盖数字接入权、自主权、发展权与受保护权等，当前主流观点认为，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不应只重“保护”，更需注重“赋能”。禁止使用社交媒体会不合理限制其数字权利，易使其在社交层面与时代脱节，不利于人格健全发展，也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社会。

其次，禁令阻碍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。数字素养是青少年未来发展的核心素养，而其形成离不开实践。正如“要学会游泳，必先下水”，未成年人有强烈的社交与娱乐需求，单纯禁令无法消除这一需求，只会迫使需求转移至加密聊天群组、匿名论坛等更隐蔽、缺乏监管的渠道，使其更易受色情、暴力、欺诈等不良信息侵害。这让未成年人在脱离主流数字环境时，错失在相对安全环境中学习规则、辨别风险、培养数字素养的宝贵机会。

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通过多年实践，已经探索出比较行之有效的模式。一方面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与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明确政府、平台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五位一体”协同治理机制，形成了系统化、常态化的保护体系。另一方面，我国推行的未成年人模式，从使用时段、时长、功能及浏览内容等方面规范未成年人上网行为，在保护的同时，为其保留了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空间，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，助力构建更安全、更包容的全球数字生态。

未来，我国应当继续深化多方共治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模式。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，同时加大对数字素养教育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；平台需优化未成年模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，结合未成年人年龄、兴趣定制内容推荐，同步开展场景化网络素养教育；学校要将数字素养系统纳入课程体系，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风险辨别与自我保护能力；家长应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用网行为，与孩子共同制定上网规则，引导其养成健康用网习惯；社会层面则需加强正面宣传，营造共同守护未成年人数字成长的良好氛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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